汪曾祺谈吃。
家常酒菜，一要有点新意，二要省钱，三要省事。偶有客来，酒渴思饮。主人卷袖下厨，一面切葱姜，调佐料，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，显得从容不迫，若无其事，方有意思。如果主人手忙脚乱，客人坐立不安，这酒还喝个什么劲！
做菜要有想象力，爱琢磨，如苏东坡所说：“忽出新意”；要多实践，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，方能得其要领；也需要翻翻食谱。在我所看的闲书中，食谱占一个重要地位。
食谱中写得最好的，我以为还得数袁子才的《随园食单》。这家伙确实很会吃，而且能说出个道道。“有味者使之出，无味者使之入。”实是经验的总结。“荤菜素油炒，素菜荤油炒”，尤为至理名言。
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，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。到菜市场要走一段路，这也是散步，是运动。我什么功也不练，只练“买菜功”。我不爱逛商店，爱逛菜市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、新鲜水灵的瓜菜，令人感到生之喜悦。其次是切菜、炒菜都得站着，对于一个终日伏案的人来说，改变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。
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。我的菜端上来之后，我只是每样尝两筷，然后就坐着抽烟、喝茶、喝酒。从这点说起来，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。
没有喝过豆汁儿，不算到过北京。
常喝豆汁儿，会上瘾。北京的穷人喝豆汁儿，有的阔人家也爱喝。梅兰芳家有一个时候，每天下午到外面端一锅豆汁儿，全家大小，一人喝一碗。
豆汁儿是绿豆发了酵的，有股子酸味。不爱喝的说是像泔水，酸臭。爱喝的说别的东西不能有这个味儿——酸香！
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。有保定老乡坐下，掏出两个馒头，问“豆汁儿多少钱一碗”。卖豆汁儿的告诉他。“咸菜呢？”“咸菜不要钱。”“那给我来一碟咸菜。”
我的家乡人（江苏高邮，小编注。）喜欢吃烫的东西，语云：“一烫抵三鲜。”
扬州一带人有吃早茶的习惯。人说扬州人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”。“水包皮”是洗澡，“皮包水”是喝茶。
有一位女作家来北京，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。我给她做了几个菜，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。她吃了赞不绝口。
我们那里，几乎家家都要腌萝卜干。在商店学徒（学生意）要“吃三年萝卜干饭”，谓油水少也。学徒不到三年零一节，不满师，吃饭须自觉，筷子不能往荤菜盘里伸。
韭菜花是配着羊肉一起吃的。北京人吃涮羊肉，缺不了韭菜花，这办法五代时已经有了。
北京人吃炸酱面，讲究的要有十几种菜码，黄瓜丝、小萝卜、青蒜……还得有一撮毛豆或青豆。肉丁炸酱与青豆同嚼，相得益彰。
吃粉盐豆，喝白花酒，很相配。我少时不怎么会喝酒，只喝白开水。星期天，坐在自修室里，喝水，吃豆，读李清照、辛弃疾词，别是一番滋味。
如果没有豆腐，中国人的生活将会缺一大块，和尚、尼姑、素菜馆的大师傅就通通“没戏”了。素菜除了冬菇、口蘑、金针、木耳、冬笋、竹笋，主要是靠豆腐、豆制品。素这个，素那个，只是豆制品变出的花样而已。
“蚂蚁上树”原是四川菜，肉末炒粉丝。有一个剧团的伙食办得不好，演员意见很大。剧团的团长为了关心群众生活，深入到食堂去亲自考察，看到菜牌上写的菜名有“蚂蚁上树”，说：“啊呀，伙食是有问题，蚂蚁怎么可以吃呢？”
绿豆轧的面条叫“杂面”。《红楼梦》里尤三姐说：“咱们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看见。”或说杂面要下羊肉汤里，清水下杂面是说没有吃头的。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还不太明白。不过杂面是要有点荤汤的，素汤杂面我还没有吃过。
我在泰山顶上吃过一盘炒棍儿扁豆，非常嫩。平生所吃扁豆，此为第一。能在泰山顶上吃到，尤为难得。
我小时候吃蚕豆，就想过这个问题：为什么叫蚕豆？到了很大的岁数，才明白过来，因为这是养蚕的时候吃的豆。我家附近没有养蚕的，所以联想不起来。
小时候读鲁迅的文章，提到罗汉豆，叫我好一阵猜，想象不出是怎样一种豆。后来才知道，嘻，就是蚕豆。鲁迅当然是知道全国大多数地方是叫蚕豆的，偏要这样写，想是因为这样写才有绍兴特点，才亲切。
我随作家访问团到昆明，吃饭时让大家点菜，我点了一个炒豌豆米，一个炒青蚕豆，作家下箸后都说“汪老真会点菜”。
沈从文先生在中老胡同住的时候，每天有一个骑着自行车卖铁蚕豆的从他的后墙窗外经过，吆喝“铁蚕豆”……这人是个中年汉子，是个出色的男高音，他的声音不但高、亮、打远，而且尾音带颤。
蒙古人从小吃惯羊肉，几天吃不上羊肉就会想得慌。一位蒙古族舞蹈家到北京来，带着她的女儿。她的女儿对北京的饭菜吃不惯。我们请她吃饭，这小姑娘对红烧海参、脆皮鱼……统统不感兴趣。我问她想吃什么——“羊肉！”端上来一盘羊腱子，小姑娘白嘴把一盘羊腱子都吃了。问她：“好吃不好吃？”“好吃！”
蒙古人非常好客，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，什么也不带，只背了一条羊腿。日落黄昏，看见一个蒙古包，下马投宿。主人把他的羊腿解下来，随即杀羊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和主人一家同宿在蒙古包里，酣然一觉。第二天主人送客上路，给他换了一条新的羊腿背上。这人在草原上走了一大圈，回家的时候还是背了一条羊腿，不过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。
我在内蒙古学会了两句蒙古话，会说这两句话就饿不着。一句是“不达一的”——要吃的；一句是“莫哈一的”——要吃肉。“莫哈”泛指一切肉，特指羊肉（元杂剧有一出很特别，汉话和蒙古话掺和在一起唱，其中有一句是“莫哈整斤吞”，意思是整斤地吃羊肉）。
蒙古人杀羊真是神速，不是用刀子捅死的，是掐断羊的主动脉。羊挣扎都不挣扎，就死了。马上开膛剥皮，工具只有一把比水果刀略大一点的折刀。一会儿的工夫，羊皮就剥下来，抱到稍远处晒着去了。看看杀羊的现场，连一滴血都不溅出，草还是干干净净的。
“手把肉”即白水煮切成大块的羊肉。一手“把”着一大块肉，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。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，一块肉吃完了，骨头上连一根肉丝都不剩。
有人不吃羊肉。我们到内蒙去体验生活，有一位女同志不吃羊肉，闻到羊肉气味都恶心，这可苦了。她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，吃咸菜。看见我吃手抓羊肉那样香，直生气。
在我一生中吃过的各种做法的羊肉中，我以为手把羊肉第一。如果要我给它一个评语，我将毫不犹豫地说：无与伦比！
苏东坡有一首诗：“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令人瘦。若要不俗与不瘦，除非天天笋烧肉。”冬笋烧肉，是很好吃。我的大姑妈善做这道菜，我每次到姑妈家，她都做。
霉干菜烧肉是绍兴菜，全国各处皆有，但不似绍兴人三天两头就要吃一次，鲁迅一辈子都离不开霉干菜。
周作人曾说他的家乡经常吃的是咸极了的咸鱼和咸极了的咸菜。
有人不吃辣椒。我们到重庆去体验生活，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，进门就嚷嚷：“不要辣椒！”卖汤圆的冷冷地说：“汤圆没有放辣椒的！”
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，是个诗人，他整了我一下子。我曾经吹牛，说没有我不吃的东西。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吃饭，要了三个菜：凉拌苦瓜、炒苦瓜、苦瓜汤。我咬咬牙，全吃。从此，我就吃苦瓜了。
上海人爱吃咸菜肉丝面和雪笋汤。
佛教徒不茹荤，又不一定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，于是就在咸菜上打主意。我的家乡腌咸菜腌得最好的是尼姑庵。尼姑到相熟的施主家去拜年，都要备几色咸菜。
余不一一。
汪曾祺是一位初读没有门槛，感觉很浅很简单的作家，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，但又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。似乎很好模仿，但是你真的去模仿一下，恐怕只能骗骗外行。
汪曾祺说，他写文章“只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”。汪曾祺的文章淡而有味，细品才能知其妙处。需要我们静下心来，慢慢读，细细读，轻轻读。在这个喧嚣嘈杂，“快餐化阅读”成为主流的时代，我们需要把自己躁动的心安静下来，饮一杯醇茶，读一篇好文。
汪曾祺晚年宣布，自己是沈从文的“得意高徒”，这是他给自己的最高评价。他对自己的定位是“最后的士大夫”，“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。
马未都：汪曾祺是“短篇小说之王”，他的文字简约明快，直指人心。
沈从文：汪曾祺的文章“比几个大师都有深度，有思想，有才气。”
贾平凹：汪曾祺“是一代文狐，修炼成老精，是文章圣手。”
整部《汪曾祺全集》，无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都在营造一种“气氛”，不管你打开哪种作品，汪曾祺都将你带入他的世界，他的文字就像一个爱丽丝奇境的树洞入口。一旦进入，你会发现，用“汪眼”看到的世界，跟你熟悉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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